要么停留于对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这一重要精神的表面理解，[7]未触及主导的规范含义及其对应制度结构。

二、杜赞奇：学习的开端 199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因此，西方人类学研究传统始终以非西方的初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以至于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往往用来描述初民社会或者乡村社会，却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视角来研究西方现代社会。

尽管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界绕不开的话题，但这些讨论与我们在社会科学场域中所关注的问题依然有很大差异。我们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在理论渊源上与上述三种理论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为特别的是我们讨论的学术论文不是当时媒体和主流法学刊物上关注的人权、法治之类的问题，而是乡村调解、婚姻家庭、习惯法之类在主流法学看来没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研究领域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和研究方法，相反我将这种方法和视角始终贯穿到对政治宪法问题和全球秩序的思考和研究中。就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文中，他开始追问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未能反省所采用的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由此他对大多数学者在市民社会理论中所假定的现代化框架展开了批判。

这成为马凯硕发问的历史背景。本文无意于直接回应这些宏大理论问题，但这些宏大理论恰恰在提醒我们以学术的方式思考面对的世界时，需要常常回过头来从我们生活的世界出发，来反思我们借以观察、认知和思考世界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工具，甚至要反思学术职业本身的性质，包括反思知性生活与实践生活的关系等，上学而下达，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形成某种相互对话和相互促进的接力。人权理念或人权价值在各部门法内部以法律原则的形式融入其中，因而具有实证法上明文规定的地位，法官应受其约束。

法治型人权话语是指关于人权法的政治立场和言说表达，即在特定的时序阶段中对人权法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论断。而持守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的学者指出，与自然界不同的是，人类社会内部还存在独立的精神世界，它由人的各种意图、各种最高的善、各种价值存在的原理组成，这二者存在不可通约性。人权法学以国际人权标准、具体人权、人权理论作为学科对象，并主要运用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但是，仍然存在关于如何建构自主性的人权法学学术命题以及自我更新、生产的学术命题之未竟事业。

人权法学学科体系为人权法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基本研究对象和理论任务，而人权法学学术体系的理论原创力是评价、衡量人权法学学科体系是否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核心标准。另外，由于存在国内人权法治与国际人权法治这对矛盾，以人的尊严作为人权法学的基础性话语难以回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宏大命题。

第一，从概念上看，各个层次的法律参与者都必须作出正确性的宣称，即正确解释有效的实证法规则，而此种正确性必然包含一些低限道德的要求。【摘要】中国人权法学三大体系一体化的逻辑是，以学科体系为统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依次推论展开。对这三个命题的专门化研究，将为我国的人权理论带来新的气象。一方面是国际秩序的安定和团结，将人类作为命运与共的整体来看待。

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等都可以对人权展开研究，并能形成彼此相对独立的学科知识领域。这就意味着，从何处来和到何处去的问题关涉人类对法的根本性理解，因为起源和未来的问题其实就是法哲学的前提问题，即如何理解正义。随着从具体到抽象的人权法学理论研究，学术体系每个层次的阐释都会为人权法学话语体系带来新的概念语词，话语体系则通过灵活的表述形式为人权法学学术体系注入新的理论内涵。人权作为根本性的内容规定于国家宪法之中，并经由宪法与部门法的价值沟通，作为基本原则规定于各部门法内部，使思想、观念范畴的基本人权转换为受法规范体系保护的基本权利及具体权利。

人权由于符合道德价值的这种普遍法则特质，因而得以成为一切外在实证立法的根据。第四，假使上述标准仍然存在不足，那么解释者就要求助于客观目的论的标准，即将作为规范对象的事物之本质、人权规范整体的原则也纳入考虑范围内。

其功能有二：一是从动态生成的角度来关注人权的发展和更新，超越了传统人权法学对于人权体系的静态理解，用一种以现实和未来为中心的关注视角替代了传统上往历史回溯的认识方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实践进程中，使各项具体人权通过法治化的方式得到全面保障，在人权话语上集聚表达为作为最大人权的人民幸福生活。

一方面，实体法规范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法中的程序正义应当并重，不可偏废。那么，回到我国的人权法学领域来看，此种法理型人权话语需要包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法治理论中的两个源代码：其一，时代变迁中的重大人权问题往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因而以回到马克思的视野重新对经典文本进行阐发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的是，人权法原理是涉及人权的主体、属性、类型、特点的基础性原理，属于一门通过研究基本概念来致力于法律知识的一般化与体系的关于实在法的规范学科，即人权法学者从人权法体系内部角度提出的一般人权法理论。换言之，人权法学学术体系应当以融贯模式作为其理论的具体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阐发新思想、构建新理论。一方面，在一般学科的维度上，人权法学能够观察人权法学元学科带来的学科创新以及挑战。

譬如，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脱贫共同富裕国家治理等人权新表述如何在宪法的视角下予以阐释，这不仅涉及学理上的分析和推演，也关系到作为抽象价值的人权如何得到现实化保障的问题。话语体系的生产机制、变革动力和表达效应与概念和命题的思想深度、关切广度及解释力度紧密相关。

比如，康德指出，所谓先天的知识非指剥离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指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道德价值正是在人的先天性认知层面而提出，认为人先天能够获取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道德认识。应然人权主要是指一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具体人权，其不因时空变迁而发生改变。

另外，规定在制定法体系中的人权也是实然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其他实然人权不同的是，人权规范化以具体制定法为载体，而其他实然人权则是由经验事实观察而来的思想或观念。以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分析为例。

除了二战后国际人权活动的蓬勃发展，近代法治国学说也日益成熟，由此宣告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乃是国家的应尽之责，实现基本人权得以成为国家的使命和目标。其二，相较于既往的法治实践，新时代的法治任务需要处理更多的矛盾和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所以人权法学话语应当增加其内在包容性，以回应具体的实践问题。首先，道德人权属于应然人权。这就意味着，人权法学的研究不能在学科壁垒的内部一味回避人权法学话语带来的信息冲击，而应当以回应式的建构策略来推动中国人权法学三大体系内部形成具有复杂意义网络的稳定结构。

在具体操作上，应当进一步发挥我国自2011年开始相继成立的国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国家人权基地）功能，大力支持这些国家人权基地和研究中心的人权学术研究工作，鼓励其参与到所在大学的特色学科及前沿技术的研究工作之中，从而实现人权法学科际整合的目的。而概念意义对话语的制约在于将话语分为三种类型的载体，每种话语载体都有较为稳定的诠释思路和表意方法，使各层次类型的表述内容都在框架范围之内得到限定。

这就意味着，为了广泛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人权法学应主动打破内在体系的封闭性，从其他一级学科的学科特点入手，多层次、多角度融入其他学科的结构之中。如果说，内外视角的划分是将不同视角下的人权法学学科体系看作两个整体，而为了实现更为细致的区分，则要求对各子学科的本质、特点、功能及各自子学科之间的逻辑关联有更深入的认识。

由此促使法外人权以合乎法律科学和法律逻辑的方式进入实证法体系。依照应然人权与实然人权的划分，可以更为细致地考察五对人权范畴。

如果要将元命题所涉及的复杂、多元的学科知识体系向人权法学领域进行范畴转换，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原理奠基。人权法运行各个环节的有序性、有效性以及各环节的彼此衔接、良性互动都应成为制度话语关注的对象，这就意味着，人权规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监督等环节的运行状况都可以成为法治型人权话语的语料。择其要而言，公民享有向国家、社会请求获得基本的物质帮助、医疗救助的权利（如《宪法》第33条第3款、第45条第1款）。然而，在话语言说过程中，原初的概念意义与话语之间出现滑动的现象，人权法学话语体系需要与人权法学学术命题保持同一性。

人权法学科的独特性在于如何处理各类流变不息的人权为法律所规定并实现，因为人权只能从人的具体生存状况来加以理解，并非固定存在一个闭环的人权体系。从政治实践来看，关涉主权者对政治状态下的人权的选择及决定。

人权证成与人权体系之间存在相互构成、相互支撑的辩证关系。安置命题认为法律体系必然包含原则，道德命题指出原则至少与某一项道德相关，而正确性命题主张原则背后的道德仍需要证成其正确。

元学科不可能独立自存的原因在于，当下的学科壁垒和专业细分程度决定了人权法学的研究者需要通过概念与话语的转译实现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学习和接纳。从上述初步梳理来看，只有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外部视角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人权现象，因而人权法学的元学科需要全面依托于我国目前大学中的学科设置。